上图：周恩来与张申府、刘清扬、赵光宸在柏林。（淮安周恩来纪念馆供图）

下图：1946年5月3日，周恩来率领中共代表团到达南京，继续与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。图为周恩来、邓颖超在梅园新村30号院内。（中共代表团梅园新村纪念馆供图）

今年是周恩来同志诞辰120周年。两个甲子过去了，普通民众仍对周恩来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、高风亮节的人格魅力念念不忘。书信，最能真切反映一个人日常的所思所想，是深入了解一个人最便捷的方式。周恩来同志生前留下了许多书信，笔者从中选择了三封呈现给读者，并加以简要的解读，字里行间，我们能够感受到老一辈革命家的卓越风采。

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

方才得到二月初你们从上海来的信，我看完后，高兴的程度到了十二分。我饭也没有吃饱，便忙匆匆地提笔要来回你们的信。本来在前数天，我看山姊给念吾的信，便知道不久可以得到你们的信。不过山的信上说得很要紧，我以为一定是封长信，打开看后，自然不免有点失望。但现在这个观念消灭了，因为你们两个人的精神已经从你们的信中活活地表现出来了，使我能得到十二分快乐！

你们知道我现在已到柏林了么？念吾也来了，不久——七天后——奈因也要来此过春假。我们预备开一个三人会议，讨论一些社的事情。本来你们的来信，我应当给他们看了，有了筹划，再答复你们，不过我现在要急于表现我现在一个人的直觉，要在这极匆迫——仅五十分钟——的时候，将我的感想写出，免得过时飞去。你们须知这种感想是不易得的，尤其是我这个“多畏多虑”的人所难能的，望你们也用十二分的速度极敏锐的眼光来看阅好了。

……

主义问题，我们差不多已归一致。现在再郑重声明一句，便是：“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，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！”其余的也不必谈了，我们大都可以心会，古人所谓“莫逆我心，相视而笑”，我们现在当对信一笑了。

我从前所谓“谈主义，我便心跳”，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，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。我认清C.ism确实比你们晚，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，二我求真的心又极盛，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……

你们现在是讲实际运动了，惭愧我们得很！我们在此，不但感财力、才力薄弱，并且也极感同志稀少。你们须知我们在此应当作的事也很多，如研究主义、调查欧洲劳动运动状况、翻译小册子、同他们通点声气；而现在我们在此，可说是一事无成，真惭愧得无以自容。

■解读

这是周恩来1922年3月间致友人谌小岑、李毅韬的一封信，选自《周恩来书信选集》，本文所录书信，若无特别说明，均引自《周恩来书信选集》。

1920年11月7日，周恩来登上“波尔多斯”号赴法，开始了他的旅欧生涯。他的足迹遍及巴黎、伦敦、柏林等地，目之所见、耳之所闻，使他思考良多，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便是主义问题。周恩来这信中自陈，他到欧洲后“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”，比较的结果是坚定选择了共产主义，也就是信中所说的C.ism（即共产主义的英文Communism的简写）。

周恩来此前在南开念书时，是觉悟社的骨干成员。信中提到“社的事情”指的就是觉悟社。觉悟社是“五四运动”后，一批天津的进步学生发起成立的社团，觉悟社的主要成员后来大多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这封信的两位收信人谌小岑、李毅韬也是觉悟社的成员，资料显示1897年出生的谌小岑，1920年与张太雷组织了天津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；1896年出生的李毅韬，1921年在天津也参与组织了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小组。信中提到的念吾和奈因，分别指刘清扬、赵光宸，他们也都是觉悟社成员，当时都在欧洲求学。

这封信洋溢着一种激越的青春气息，须知此时的周恩来只有二十四岁，但在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后，他终于做出了以共产主义为自己毕生信仰与奋斗目标的选择。周恩来与昔日觉悟社的战友虽然人隔两地，但共同走向了共产主义的道路，这如何能叫人不激动呢。用周恩来的话说，“高兴的程度到了十二分”。在五十分钟内，周恩来完成了这封很长的信，我们节选了其中一部分，信中他对欧洲共产主义运动情况一一说来并加以分析，其信手拈来的自在，反映了他对此做过十分深入的研究。

1922年3月间，周恩来还给另外两位觉悟社成员李锡锦、郑季清写过一封信，信中说“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，并且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”。信中还附有一首周恩来做的白话诗，他写道：“梦想赤色的旗儿飞扬，却不用血来染他，天下那有这类便宜事？”这三句已表露出周恩来愿为共产主义革命事业披荆斩棘、出生入死的志趣。

人生赖奋斗而存

铁仙四哥嫂：

相别几近三十年，一朝晤对，幸何如之。旧社会日趋没落，吾家亦同此命运，理有固然，宁庸回恋。惟人生赖奋斗而存，兄嫂此来，弟处他人檐下，实无可为助。倘在苏北，或可引兄嫂入生产之途，今则只能以弟应得之公家补助金五万元，送兄嫂作归途费用，敢希收纳。目前局势，正在变化万端，兄嫂宜即返扬，俾免六伯父悬念。弟正值万忙之中，无法再谋一面，设大局能转危为安，或有机缘再见，届时亦当劝兄嫂作生产计也。

匆匆函告，恕不一一。顺颂旅安，并祈代向六伯父问候安好为恳。

七弟 拜启

弟妹附笔

六月十一日

■解读

这是周恩来1946年6月11日写给四哥周恩夔的一封信。周恩来在家中排行第七，故以“七弟”落款。1946年5月间，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到达南京，与国民党方面展开和平谈判。

周恩夔得知阔别三十年之久的“七弟”在南京后，特意从扬州赶到南京中共代表团居住的梅园新村，希望能与周恩来见上一面。据周恩夔的妻子陆淑珍日后回忆，1946年6月11日，他们如愿在梅园新村见到了周恩来夫妇，还一起吃了中饭，“添饭都是恩来添，但是添得很少，吃了再添，就这样边吃边谈，大家都很高兴”。本来约定当天晚上，周恩来到他们下榻的旅馆再聚谈，但最终未能成行，周恩来的秘书到旅馆将这封信及五万元转交给了他们。其实，中共代表团成员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国民党方面的监视，形势十分复杂，亲人团聚也不得不因此而中止。

在这封信中，周恩来对于“四哥”介绍工作的要求表示了拒绝，告诉他们“人生赖奋斗而存”，希望他们能自寻工作。“人生赖奋斗而存”，多么朴素的一句话，不仅与传统文化自强不息的观念相吻合，也蕴含着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。获得这封信后，周恩夔夫妇精心保存，周恩夔1947年在《苏北日报》找到了一份校对工作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在扬州市人民教育图书馆工作。

海棠桃李均将盛装笑迎主人

超：

西子湖边飞来红叶，竟未能迅速回报，有负你的雅意。忙不能做借口，这次也并未忘怀，只是懒罪该打。你们行后，我并不觉得忙。只天津一日行，忙得不亦乐乎，熟人碰见得不少。恰巧张伯苓先一日逝去，我曾去吊唁。他留了遗嘱。我在他的家属亲朋中，说了他的功罪。吊后偕黄敬等往南大、南中一游。下午，出席了两个干部会，讲话，并往述厂、愚如家与几个老同学一叙。晚间在黄敬家小聚，夜车回京。除此事可告外，其他在京三周生活照旧无变化，惟本周连看了三次电影，其中以《两家春》为最好，你过沪时可一看。南方来人及开文来电均说你病中调养得很好，颇慰。期满归来，海棠桃李均将盛装笑迎主人了。连日风大，不能郊游，我镇日在家。今日苏联大夫来检查，一切如恒。顺问朱、董、张、康等同志好。

祝你日健!

周恩来

一九五一·三·一七

■解读

这是周恩来1951年3月17日写给妻子邓颖超的一封信。周恩来与邓颖超同是觉悟社的骨干成员，两人于1925年结为伉俪，自此携手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云岁月，共同书写了中国革命史上一段浪漫动人的传奇。

这封信所谈之事，不少是琐碎的日常之事，此时周恩来与邓颖超相隔两地，夫妻不能相见，就是说说琐碎的日常之事，也能告慰对方。信中提到的张伯苓是周恩来就读的南开学校的创始人，黄敬时为天津市长，述厂即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时的同学潘世纶，愚如是潘世纶的夫人，曾参加周恩来等领导的天津学生爱国运动，开文即时任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副主任兼朱德秘书潘开文，信的最后提到的朱、董、张、康，分别指朱德、董必武、张晓梅、康克清。

周恩来在信中说，等她回来时，“海棠桃李均将盛装笑迎主人了”。邓颖超收信后，于3月23日回信给周恩来，说3月17日的信“不像情书的情书，给我带来了喜慰”，信末还不忘“先寄语桃、李、海棠，善备盛装迎接主人呀”。周恩来收到邓颖超的信后，又于3月31日去信给邓颖超，写道：“现时已绿满江南，此间方始发，你如在四月中北归，桃李海棠均将盛开。”桃李海棠本是无情物，而在两人的书信往还中，却如有了生命一样，为工作节奏紧张的两人镀上了一层柔情蜜意。周恩来素喜海棠，时至今日，邓颖超那篇《西花厅的海棠花又开了》仍然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。（陈彧之）